在今年於史丹佛大學舉辦的 #NATSA2025 年會，性勞推四位理事共同策劃了6B場次 “Un/Doing Desires: Incomplete Subjectification in Gendered and Sexual Contexts”——從主體未竟的慾望，到制度上對性權未竟的承認，將關於性、身體與國家治理的深層議題帶進台灣研究的視野中。
我們發表的主題包括——
李柏翰：司法如何以曖昧姿態懸置智能障礙者的性主體性 （Suspended Agency: Judicial Ambivalence to the Sexuality of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陳佩妤：身障者在親密與性實踐中所面對的落空與現實（Who Will Lend a Hand? The Sexual Pursuits and Realitie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蔡曜宇：從猥褻罪看台灣性工作者與性少數的邊緣化 （Obscenity Laws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Sexual Freedom: Challenges for Sex Workers and Minority Voices in Taiwan）
姚惠耀：1950年代的兵役制度如何塑造國家對陽剛氣質的想像和對不合格身體之規訓（Disciplined and Undisciplined Bodies: The Formation of Taiwan’s Conscription System in the 1950s and Draft Dodgers）
聽眾回饋也犀利點出，我們各自關注的議題（無論是身心障礙者的性自主，或性工作者的權利、或「逃兵者」的抵抗）都直指國家如何透過軍事、照顧與刑法制度來生產「正當的」性/別公民與國族主體，並排除那些不被承認的身體與慾望。
這些未竟主體（incomplete subjectification）並不只是失敗或被動，而是在權力的縫隙中持續提出疑問、展現拒絕、實踐慾望——即便語言尚未足以為其命名。
於是我們在場內外繼續延伸思考與討論：
性權倡議如何在國家政策自我矛盾的破口中展開，而不再被收編？
我們如何爭取慾望、安全與承認，而不重複訴諸那些壓迫性規訓？
國家是否可能成為一個新的倫理與關係場域，而不只是治理與懲罰？
我們如何能捕捉那些猶疑、逃逸或拒絕，而不讓它們再次被病理化？
在 “Un/Doing Desires” 的場次裡，我們不只是發聲者，也彼此回應——從「不能說的慾望」，到「說了也不被聽懂的身體」，我們嘗試讓這些複雜的經驗進入台灣研究的學術語境，也走進 NATSA 這樣的國際場域。
性權從來不是單一議題，而是一場交織著性別、障礙、階級與國族的抗爭、公共教育及倡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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